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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旺角的一家名为明昇的传销公司现场。（刘向南摄）
香港传销调查记
一
当在脱离出香港传销组织后回看往事，张小芳记忆最深刻的片段有她的前同事孙亮（化名）邀请她去深圳光明和他的“同伙”一起吃饭的那个下午。
张小芳居住在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这里是深圳市最西北部，与东莞长安镇交界。张小芳是辽宁阜新人，1971年生。她是在1999年下半年来的深圳，当时刚离婚，因为没有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整个人就像神经病一样，”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同学就建议她来深圳。她是中医，到深圳后，先在福田区一家公司工作了12年，后来到沙井，在一家工厂做了几年厂医。在被孙亮带去香港传销公司前，她刚刚失去工作，待业在家。
孙亮30出头，张小芳一到这家工厂就认识他了，在她的印象里，“孙亮很阳光，爱运动，是很热情的一个人。”但是，在平时的相处中，有时孙亮又表现得似乎热情过头了，张小芳“不喜欢这种早问候晚也问候的人”，拉黑过孙亮的微信，但每次孙亮都打电话来问，她就再加回来。2017年的一天，孙亮离开了这家公司，他告诉张小芳，是因为他的姐姐开了一家企业，他去帮忙。
2018年张小芳失业后，有一次孙亮打电话给她，她告诉他已不再上班的事，孙亮又邀约她吃饭，她又拒绝了。“我的第六感是，他的这种热情我不喜欢。”张小芳回忆。没多久，孙亮又打电话来，说要在光明聚餐，希望她能参加。那时张小芳的母亲从东北过来和她住在一起。孙亮建议张小芳带母亲一起去。那天下午，张小芳她们就去了光明。
聚餐地点是在一家农家乐，一桌20多人一起吃晚饭。在张小芳的记忆里，参加者以40多岁的女性为主，“都好像是做企业的成功人士。”吃饭间，也不谈其他事，主要是由孙亮向张小芳介绍几位同桌者的“事迹”：一个叫紫凌的，有多少家公司，是如何重新奋斗开辟出一番事业的；一个叫桂枝的，开过两家教育公司，后来把资金抽出跟着紫凌一起做事，很挣钱……桂枝就坐在张小芳边上，“她站起来给紫凌敬酒，很敬重的样子，紫凌也非常大气，说：啥也不要讲，朋友嘛，喝酒！”
后来张小芳才知道，饭桌上的这些人，都是孙亮同一个传销团队里的人。紫凌是这个团队的大头。受邀约的新人只有张小芳一人。那次聚餐的效果很不错，它成功抓住了当时还不知内情的张小芳的心：“我就觉得这些人都是成功人士，而且都表现出很孝敬老人，他们知道我孝敬，也知道我有个弟弟想改变经济状况，他们是根据你的需要来打动你，都是精心设计。”
饭局后的那些天，孙亮与张小芳的联系更频繁了，孙亮还提出要带她去香港。张小芳回忆：“他说他做药材生意，我是学医的，要带我去香港看看药材，说对我肯定有帮助。”孙亮向张小芳介绍，他的一个亲戚吃了香港的药，治好了癌症，张小芳也有患癌的病人，孙亮说吃某种药材会有效，他们在香港有这种药。
后来，张小芳还和孙亮以及在光明饭局上认识的一个叫薇薇的女士一起吃了一顿饭。孙亮早就向张小芳介绍过薇薇，“他说这个薇薇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是离了婚，有欠款，跟着紫凌做这个事业后挣了两百万，还买了房。”但在到香港之前，孙亮自始至终都没有说明他们做的具体是哪种“事业”，问起来都是含糊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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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旺角的明昇公司地下大厅。（刘向南摄）
张小芳回忆，在与薇薇后来这次吃饭时，还来了一个娟姐。娟姐之前也参加了光明饭局，“都说这个娟姐医术高明，是罗湖第一针，治好了很多人。”在后来的这个饭桌上，娟姐又提起香港的药好，她告诉张小芳，如果你去做，不但可以照顾好父母，还可以帮助其他人，“这是大爱。”张小芳回忆：“那次娟姐还问我：一个成品价，你能挣70%，愿意不愿意？我说如果东西好，给我挣20%，已经很满足了。娟姐听了，对薇薇说：让她和我们一起做生意吧！”
张小芳微信转账3500元给薇薇，作为“考察”费用，2018年10月28日，她们一起去了香港。
二
2017年6月才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李冠林（化名）比张小芳早了一个月，2018年9月下旬也获邀到了香港“考察”，邀约他的是同班同学并在同一个寝室上下铺居住过的刘强（化名）。
在华师读书期间，李冠林和刘强都是学校里的文娱活跃分子，毕业后这一年，李冠林一直在做影视广告方面的工作，刘强则顺利进入一家主持培训机构且发展顺利，据李冠林所知，“到了2018年初，刘强已经是地区负责人级别了，月收入有10000多元。”其实从大四开始，因为各忙各的事情，他们已经很少联系，直到2018年6月才又重新联系起来。
李冠林回忆，2018年8月底的一天，他和刘强以及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吃饭，就在这个饭局上，刘强说他正在做香港进出口贸易，他了解到李冠林正在辞职，要换工作，并且也在找创业机会，之后就开始邀约李冠林参加一些他所在“外贸”团队的聚会，并介绍伙伴给李冠林认识。李冠林被吸引，在交了6500元“考察”费后到了香港。
李冠林到香港是在2018年9月21日。他们是一个10人左右小团队，由一个叫健哥的人带队。李冠林回忆，“他们带新人过去，模式是‘一带一’，我是刘强带着，其他的人也都带了自己要发展的新人。”他们在香港“考察”共4天，9月24日晚返回广州。而所谓“考察”，据李冠林回忆，“主要内容有两大块，一个是‘上课’，‘上课’之余，是不断地给你介绍，比如远远地指着一个人，说他是谁，以前做什么，现在做什么，现在买了多少房子多少车了。”
而且只有到了香港之后，通过当天下午的“上课”，李冠林才终于知道，刘强所在的所谓“外贸”公司，被称为“SG集团”，中文名叫“明昇”，位于香港旺角，“而之前连名字都不知道，可能是怕我们在网上搜，因为有太多负面信息了。”
那天下午的“上课”，是在旺角一座商业广场的顶层，一个大空间里摆满了简单的折叠椅，李冠林目测约有400多人，密密麻麻坐着。门口有保安，“凭票进入，要确保是自己人带进来的。”
9月21日那天下午，主要是由一个自称是在内地当过乡镇教师的中年女性介绍公司产品，“而事实上，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介绍自己的经历，如何从一个教师加入SG并且变成现在这样的，后来用一小部分时间介绍产品。”李冠林回忆，当时这位女士介绍说，这家公司是法国一家供货商的经销商，产品有红酒、奶粉、保健品、奢侈品、化妆品、香薰、空气净化等多类。在这位女士介绍完毕之后，又换了一个自称之前在内地做过产品检验工作的男士来讲，“主要是证明他们的产品有效用。”李冠林后来判断这两人都是明昇的高级别“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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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荔枝角的BV公司内部。（刘向南摄）
但是，第一天接触下来，李冠林的感觉却是“货不对板”，他认为这不像是供应商大会，但是出于好奇心，而且“考察”费用也已经交了，他决定留下来，“就是想知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第二天的“上课”日程较满，一天下来，有三个人主讲。首先讲到如何参加公司，第一步是要“申请经营权”，申请后要参加培训学习，参与“系统化训练”；回到内地后“开展业务”，要定目标，把“销售对象”列出来，然后进行筛选，确定目标后“邀约”来港“考察”；等等。
还讲到“分级”问题。加入明昇的所谓“经销商”是以拿货折扣来分级别的，享受20%折扣的是普通消费者，被称为20，一次性消费5000港币，也就是拿50000港币的货，就可以拥有公司经营权。20上面是29，也就是享受29%折扣，在这一层级，虽然折扣高了，但之后拉入的下线，并不能给本人产生利润，也就是发展的下线跟拉人者没有关系。
能通过拉下线产生利润的级别是38，也就是享受38%折扣。成为38，要一次拿货62569港币。如果拉的下线也购62569港币的货成为38，上线可得1.4万港币佣金。成为38，被认为是真正开始参与这个游戏。但是，隔代拉人所得佣金会递减，而且38级别所拿佣金只能止于下面第六代。
被认为是制度故意设置的诱惑是成为41，成为41的条件是要有5位至少38级别的下线，这个下线被称为“加盟店”。成为41，条件是要先有5个“加盟店”，同时三个月内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达到100万港币。只有5个“加盟店”，而没有业绩，被称为“准41”。成为41的好处，可以是“无限代”拿拉人佣金，还可以参与“亚洲分红”。在明昇公司，成为41，被称为“领导”。
41之上级别是42，被称为“董事长”，42以上是43，被称为“荣誉董事长”，44被称为“环球董事长”，目前在明昇公司还没有人能达到。在港期间，刘强曾私下告诉李冠林，目前明昇公司有11个43，“一些比较有钱的基本上分布在42，普通的大头是41。”带他们到香港的健哥是42，刘强则是“准41”。
第三天，“上课”内容主要是讲“法律法规”，“就是讲在香港做生意的好处，说他们在香港是合法的，已经发展了10多年，香港没有条例禁止他们这么做，他们在香港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还会与传销做区分，说传销限制人身自由，而且没有产品，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做的是“网络营销”，英文简写为MLM。讲者还提到，目前他们的生意已拓展到了国内七个省。
最后一天的“上课”内容则比较轻松，因为在前三天，过去“考察”的新人已基本确定是不是要做这个“生意”了。李冠圳回忆，“我们过去的几个人，有的交了5000元，有的交了6万。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没有加入。我是不想交钱，那个人则是当时身上真没钱。”
后来，多位到港“考察”者都告诉过我，这为期四天三夜的在港经历，时间安排得都非常满。一位叫唐军（化名）的参加者回忆，“上课”之外，“那些大头还每天晚上给你聊到凌晨两三点，早晨又早早起来，每天都是跟这个握手跟那个握手，一握上手就聊一个小时，不停地洗脑，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唐军说他回到深圳就病了一场，“因为根本不适应那种生活。”而到港“考察者”，很多是第一次入港，过关后手机就失去信号，与外界失去联系，这都让他们很难保持头脑清醒。
位于香港荔枝角的BV公司内部，这些人都是来自内地的所谓“经销商”。（刘向南摄）
2018年10月28日，张小芳也到了香港，孙亮带她到了位于九龙半岛西北部的荔枝角。张小芳这才知道，孙亮所在的这家“外贸”公司，原来被称为“BV公司”。
张小芳也在香港“考察”了4天。到港第一天午饭后，她被带去BV公司所在大厦二楼，“进去一看，满堆的人，喊着口号。”张小芳回忆，那天下午，主要是有人给她们这些新人讲产品，“说产品好得不得了，如何给父母、子女做治疗用了，台上分享的哭得稀里哗啦，台下听的也哭得稀里哗啦。”
第二天，10月29日，则主要是有人出来讲如何开发市场，张小芳的理解是，“他们说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能挣多少钱，你带几个人加入，就能达到多少收入，我听了，觉得很好啊，不但能帮人，还能赚钱。”
在香港的第四天上午，张小芳交了6万余元，成为BV公司的一名“经销商”。
三
事后，无论是张小芳还是李冠林都知道，邀约他们去香港的朋友的出现，都不是巧合，而是香港传销“系统”中精心设计的把他们作为“新人”带到香港的一环。
孙亮与刘强都早已是香港传销参与者，他们带“新人”到香港上课洗脑，加入后就是他们的下线，按照其行内惯用语，他们是这些新加入者的“VIP”，更被称为是下线的“贵人”。只是，“贵人”的称呼，在后来的脱离传销者口中，为表达厌弃，又借其同音改称为了“鬼人”。
我经调查了解到，在香港传销的“系统”安排中，“邀约”是被精心设计的重要一环。据一位脱离者向我介绍，它被称为“ABP”流程，“B”即bridge，表示“桥梁”，像邀约张小芳到港的孙亮就是这个“流程”中的B位，受邀约者或者所谓新人是P位，也被称为“P仔”，A则是所谓能够有权力给予赴港机会的人，是一个传销团队里的大头，比如孙亮所在团队里的紫凌、娟姐都是“A位”。
“鬼人”在被受邀者身边的出现方式也遵循“系统”安排的特定模式，一位脱离者告诉我：“比如我刚接触你，我不会讲清楚我在做什么，只说在香港做外贸生意，我会频频跟你联系，我包装我的外型，让你感觉我很有钱，生活很潇洒，这是第一步，就是要吸引你；同时我也会观察你，了解你的心理需求，然后把你诱惑到香港；而且，与你接触的每一步，我都要汇报到团队里，团队会帮我制定吸引你到香港的方案。”
从香港回到广州后，已经清楚意识到自己四天的香港经历不过是被传销洗脑的李冠林仔细检视了同学刘强在毕业后重新跟他联系的过程，马上发觉有异：
2018年6月底，刘强突然开始向他周围所有人借钱，李冠林是被借者之一。8月底他们一起吃饭后，刘强邀约李冠林先后参加两次聚会，第一次是9月中旬在广州一家俱乐部打台球，刘强的一些“外贸”伙伴也参加，这些人给李冠林留下的印象，都是二三十岁，聚会中都在讲述自己的成功故事，“让我了解他们的团队是多么团结、成功。”当晚，刘强告诉李冠林，近期在香港会有一个供销商会议，是年度新品发布会，邀请他参加，当时李冠林没有答应。
参加完台球聚会的第三天，李冠林又受邀参加了刘强组织的一个饭局，饭局共三人，另一人是一个30多岁的名叫健哥的男士，后来知道，健哥是刘强在传销团队中的上级，健哥介绍他自己，说他毕业于广州体育学院，后来做网球培训工作，很辛苦，后来又转型做香港外贸，才发展成目前这种成功商人的形象。刘强则说，当初他也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是健哥带他入的行。就在这次饭局上，李冠林答应了赴港邀约。
在香港期间，一次课后，刘强曾私下向李冠林介绍了所谓“网络营销”的具体操作方式：先“邀约”，即邀请身边那些“需要机会的人”，比如做传统生意失败的人、负债的人、事业遇到了发展瓶颈的人、像他这种需要机会的年轻人等。刘强告诉李冠林：“一辈子拉齐几个人，会自动发展下线，你也会不断地自动升级。”
“我听他这么讲，我终于知道了，从6月他开始接触我，都是按他们的这套工作方法来的，”李冠林回忆。在港期间，李冠林还知道，他是被刘强带到香港的第八个人，而在这八人中，如果合作成功，他会是刘强的第二或者第三个下线。李冠林也知道了刘强的更多谎言，原来，刘强不是健哥发展的下线，而是刘强女朋友发展的下线，刘强的女朋友也是华师毕业的同年级学生，她比刘强早一个月加入香港传销。
位于香港旺角的明昇公司一角，来自内地的“考察者”正在填写资料。（刘向南摄）
除了也曾经被刘强借过钱外，在华师读书期间教过刘强的青年教师周老师则注意到了刘强的另一处异常：在微信朋友圈里炫富。周菁回忆：“有一段时间了，刘强频频在朋友圈里炫富，红酒啊，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啊，在什么高档场所社交啊，或者这个朋友过生日那个朋友过生日啊。”
唐军在深圳香蜜湖一家汽车维修公司工作，他就是被他的同事兼同乡李甘霖（化名）夫妇的“炫富”吸引到香港并加入的传销。“非常猖狂，像我这种出来工作10多年的人都招架不住诱惑，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更招架不住了。”唐军回忆说，“我那位‘鬼人’，再见面我都想打他。”
唐军到深圳十多年了，一直从事汽车维修工作，月收入八千到一万元。“鬼人”李甘霖是一个90后，比他来这家公司工作迟了好几年，在到香港做传销之前，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也有四五年时间了。李甘霖的妻子也在这家公司做售后工作。在唐军的印象里，他的这位小同乡李甘霖为人还不错，工作也比较上进，但是好像对生活现状不够满意。2017年上半年，唐军突然发现李甘霖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去了几次香港，他以前不爱打扮，突然开始爱打扮了，头发整得靓靓的，穿西装，喷香水，拉一个皮箱，像商务人士一样了。他老婆也变了，变得很漂亮，说话也好听了，而且会经常晒一些身边放一堆港币的照片。”唐军回忆。他感到好奇，问起来，“李甘霖说是他老婆的姐姐带他们到香港发财了。”
唐军希望自己也能赚些外快，变得像李甘霖夫妇那样。回忆起来，唐军说“一半是我想跟他去，一半是他主动拉我”，后来他也加入了香港传销。
四
从香港回到广州，尽管没有入套，思前想后，李冠林仍是有些惊魂未定。他和他的老师周老师发现，当时在他们的周围，不仅仅是华师的学生，其他一些广州高校的学生，也有很多人被拉进了这个香港传销组织，他们判断受害者应该不是小数目，就建了一个微信群，打算就此做一些事情。也是在这此情况下，经朋友介绍，我与他们认识，并在2018年10月末的一天在华师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了面。李冠林向我详细讲述了他所经历的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李冠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经历了这种香港传销的当事人，也是他的这个经历，使我对这种香港传销产生了调查兴趣。当然，现在回头看，李冠林的经历只能算是刚刚触及这种传销的表层而已，而深埋于水面下的更大的冰山，是我在此后经过更深入挖掘才得以一见。而一篇调查性报道的产生，也往往是这样——由一个已经暴露出来的小小线索开始往下挖，往往会挖掘出当初意想不到的复杂内幕。
香港荔枝角，BV公司的“经销商”正在取“货”。（刘向南摄）
在广州与李冠林他们见面之后，2018年10月与11月的一段时间，我奔走于广州、深圳、东莞这些珠三角的城市之间，见到了更多的经历了这种香港传销的当事人，还几次到香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传销组织内部一探究竟。前述张小芳、唐军以及后面述及的一些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他们。
那段时间里，为了了解更多关于香港传销的情况，以及能认识更多当事人，我还在网上找到一些专门“反香港传销”的QQ群，并加入进去，在群组里“潜水”观察。这样的社交群组在网上有很多，成员多为参加过香港传销的脱离者，组建这种群组的一个目的是揭露有关香港传销的欺骗真相及其危害性。
“早上好，港伤们！”
“晚上好，港伤们！”
这些语句，是这些群组里经常出现的问候语。所谓“港伤”，就是指那些遭受了香港传销欺骗的人。他们都经历过从“港商”到“港伤”的转变。唐军就是其中之一。
唐军是在2018年7月18日前后在交了5500元“考察费”后跟随李甘霖去的香港“听课”，同样为期四天。他也是去的位于香港旺角的明昇公司。但是，他是在回深圳一个月后才最终决定加入。晚一些加入的原因是他回到深圳后通过查网上资料，发现关于明昇公司的负面信息非常多，而且他妻子就在深圳做内地的直销业务，也并没有赚到钱。后来，他又被李甘霖他们在一个月内带去香港听了三次课，才在那年9月底以6.1万元买了一张大单，成为38级别的批发商。
成为38后，唐军说他“就有了一种心情，就是要回本。”而接下来怎么做？他被告知要跟着“系统”走，他被带去深圳某处上“系统课”，所谓“系统课”，据唐军回忆，首先是教你如何装扮自己，购置西装、领带、手表等，“就是装给身边的朋友看”。唐军也立即把自己装扮起来：西装革履，喷洒香水。若周围的人对他的变化感到好奇，他遵照在“系统课”所学，会告知他在香港做外贸生意。
“系统”带着唐军一步步往下走。唐军记得，他还在深圳上过一次“SK”课，就是鼓动加入者挑战41，也就是先买下5-6个大单，每张大单6万余元，这样就可以成为“准41”。当然他们会被告知成为41后的各种“好处”。
按照“系统”设计，在挑战41时，如果急于达成，可以自己先买下自己还没有拉够人的几张单，比如已拉了1人成为下属“批发商”，可以再找4张身份证，自己掏钱用这4个身份证开户买下4张大单就可以成为“准”41了。因为成为41，还要有三个月累积达成的业绩要求，暂时没有业绩，已经买齐了5个下线，也只能是“准41”。这种自己花钱买齐5个下线的方式，在“系统”设置中，被称为“齐架”。“齐架”者会被告知，这种投入只是暂时的，因为等拉到人后，还可以把自己花钱买下的这几张大单转给下线。
“系统”的一个精心设计，是它可以“逼迫”批发商急切做出“齐架”的行为，因为它的制度规定：在你还没有成为“准41”，也就是没有做到有5个下线时，如果你的下线38拉了一个下线38，它的这个支线上的拉人佣金不会支付给你，要避免这种“损失”，你要先“截水位”，也就是“齐架”，拉齐5个下线。“系统”会经常告诉加入者这样的故事：甲拉的下线乙很厉害，乙拉人速度快，业绩非常好，正是因为甲没有“齐架”，乙虽然是甲的下线，但他这条线上的拉人佣金并不能被甲所得，因此甲后悔莫迭。
像很多加入者一样，唐军心动了，准备自己买5张大单“齐架”。2017年11月，他通过借钱才凑齐了36.6万元，其中包括一直生活在老家农村的母亲拿给他的8万多元。就在唐军已做好了资金准备后，他却突然幡然醒悟，于2017年12月底决定脱离明昇。
之所以会决定脱离，唐军的回忆是：他征求过妻子的意见，她不建议他这么做；此外，他发现他团队里的一个42，号称月收入十几万，开的却是一辆二手车；他还发现他的上线李甘霖已经成为“准41”了，却过得比他还穷……这些都让他生疑。
按照明昇、BV这些公司的规定，拿货14天内，可九折退货，90天内，七折退货，逾90天，不能退货。唐军退出时已过退货时限，他损失掉了投入一个大单的钱。现在上线李甘霖已经成为他口中的“鬼人”，他们反目成仇。唐军也不再西装革履地去做汽车维修了，而是恢复了日常装扮，他说因为这件事，他至今都难打起精神来。
相较于唐军，另一位“港伤”刘升（化名）的经历要更为惨痛。刘升29岁，2011年从广西玉林到深圳打工，2017年下半年，他在一个酒桌上认识了他的上线，2017年11月被带去香港上课四天，回到深圳就交了6万多元成为“批发商”，之后他拉了两个老家的同学加入，获佣金2万多元。为了挑战41，“刷爆信用卡，并且网贷19万，”他凑够20多万元，自己买了3张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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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荔枝角，BV公司的所谓“经销商”正在取货。（刘向南摄）
但是，很快，刘生发现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更别说再继续投入做传销了，他被迫退出，而损失的钱无一回本，网贷的19万元已无法归还。2018年11月当我在深圳见到刘升时，他在以送外卖为生。他告诉我：“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如果判刑就判刑。”当时，被他拉入的哥们已成路人，他甚至与家里的父母都断绝了关系。
张小芳也成了“港伤”。她在交6万多元成为一名“批发商”后两周便决定退出，原因也是回到深圳后，她被带去继续上“系统课”，“系统课”主要是教授如何精心设计以邀约他人加入，她意识到这是欺骗。
“上课”的地点是由所在小团队在深圳所租一间写字楼里。张小芳只去听了两次课，“就知道他们是骗人的了。”两次讲课的都是娟姐。第一次去，是讲解所谓公司架构，“拉一个人加入可以挣到多少钱，具体是怎么挣；”第二次去，就是讲邀约人的流程安排，“从座位开始，怎么座，怎么穿衣服，怎么说，都有安排……”
“我当时就说，孙亮拉我时做得太到位了，他比谁学得都好。”张小芳回忆。
五
虽然只是去参加了两次听课，但这个“系统课”的学习经历还是给张小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说要‘听话照做’，一步一步都要按照‘系统课’来。”张小芳回忆说。
第一次上“系统课”，张小芳和其他新加入者，都被要求列出所拥有的关系表，团队逐一分析这些“关系人”的工作、收入等信息，然后针对不同情况，“制作一套专门的套餐来吃掉你。”
张小芳回忆：“列出的关系表，会被分为一二三类，第一类是想找生意资源同时又有港澳通行证的，第二类是想找资源而没有港澳通行证的，第三类是既没有资源又没有通行证的。一类一类去攻，第一类优先，搞完一类再搞下一类。”
参加过香港BV公司传销的一位名叫美玲的女士向我介绍：“他们说，只要听话照做，跟着系统和团队走，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就能成功。”
“我听上头的‘代理商’说：我们的系统已经很成熟很完善了。”一位同样参加过BV公司传销的生活在深圳的网名叫“依然”的女士回忆说。
参加过BV传销的王先生则说，“香港传销是一个操作得相当有经验的系统，它能够把一个很清醒的人，洗脑洗得干干净净。它有一整套的东西，你再强悍，进到它里面，都可以被洗脑。”
从物色目标进行“邀约”、“联谊”开始，到带新人到香港“考察”，再经四天上课“洗脑”诱惑加入、从38到41逐步深陷，在此背后，是由一个被香港传销内部人士称为“系统”的一整套的“标准操作流程”在驱动。我了解到，这套“系统”已被香港传销运行逾十年，非常娴熟，至今被香港存在的几间传销公司同时运用。
多位脱离香港传销者都曾向我介绍：“我们加入后，都是每天上午去参加团队的学习，就是学习如何拉人，然后下午去见人，去联谊。”
关于“联谊”，其标准流程设置，据我拿到的一份香港传销内部学习材料，有这样的文字表述：“第一次见面，以交心为主，辅TUP（记者注：发音为‘tiya’，意为赞美）圈子；第二次见面，以TUP为主，交心为辅；”据这份材料，如果联谊的对象是熟人，就“简单点”，会这么来介绍自己“做什么事，负责哪一块”：“我很多还不懂，还在学，所以我现在负责顶顶货、发发货、跟跟单、去银行换换港币、去律师楼公正一下合同，就做这些最简单的事，根据市场需求，做第一手批发……”
新加入者在深圳学习“系统课”，其中有一种“三Y课程”，据香港传销脱离者介绍，“Y”即“WHY”的缩写，其中“一Y”针对的是与受邀约者在赴港之前的交流方式，比如要对受邀约者“分享自己的经历、家庭背景”特别是“打工辛酸”，讲一些自己“没加入BV事业之前的行业危机、迷茫度、想法，”讲“你如何遇到你的VIP”，“看到VIP有什么变化（外在、底气、口气、气质）”，“VIP又有什么地方吸引到你，又引荐谁给你认识（TUP大B)”，“听别人的故事，启发自己的人生，”然后“就有了你的今天”……而所有上述与受邀约者的“联谊”内容，要注意“点到为止”。
待带新人到香港“考察”，在港期间，与新人之间的交流要按照“二Y”教程来进行，比如要重点告诉新人“你看重公司什么”、“你为什么有那么的信心加盟公司”、“你又得到了什么”等，然后从产品、制度、模式、物业、团队等多个方面向新人做介绍，诱惑新人。
对于没有能够在香港交钱加入的新人，“系统”还有“跟单”操作：在香港“考察”四天回到深圳，新人还要继续跟团队一起活动两天，比如泡温泉、做水疗、吃烧烤，同时继续“上课”，帮新人筹款，同吃同住。在这两天时间里，新人基本都能筹到钱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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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荔枝角的BV公司的一个门口。（刘向南摄）
我在深圳见到的美玲当时就是这样在深圳被继续“跟单”加入香港传销的。美玲回忆，2018年6月20日，她被“邀约”到了香港“考察”BV公司，在港期间，她就被鼓动先交5210元港币成为“零售商”，但她当时手上没有钱，而且手机也无信号，没能加入。回到深圳，她又跟团队一起在罗湖口岸坐上一辆大巴到深圳前水湾一家水疗馆，继续被上课，“讲产品，讲制度，讲怎么分算利润，她们说在香港太吵，这里比较安静，所以要重新上一遍课。”做了水疗之后，她们又被带去“吃有机菜”。在这个过程中，团队“帮助制定筹钱方案”，“让你把关系名单列出来，教你借钱。”美玲就向家人朋友借了钱，交6万多元买了一张大单。
“系统”的运作并不会止步于此，正像前文所述及的，在成为一名“批发商”后，“系统”会利诱“挑战41”，买入更多张大单。差点“齐架”的“港伤”唐军向我介绍，他的“鬼人”李甘霖没有像他那样幸运地选择中途退出，“李甘霖已经投入了30多万，买了6个大单，挑战41。”唐军认为李甘霖应该在那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上了当。
“但是，他陷得太深，出不来了。如果我也投了30多万，我再善良也要回本，也要继续带人进去。”唐军说，“‘系统’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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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头如织的香港旺角往东，距离旺角东港铁站不远，门牌号为亚皆老街124A的，是香港明昇公司所在地。明昇公司又被称为FRANCINE。
即便不走进明昇公司内部，只是从它门外的街头观察，都会明显感觉到异样：三三两两或者一小群一小群的穿着光鲜的男女不断出现，其中男士多二三十岁，西装革履；周边的一些茶餐厅里，则会经常有大群的拉着行李箱的内地男女集中用餐——他们正是前来“考察”者。
明昇公司占据着亚皆老街124A的地库，与地库相隔一间连锁超市，位于临街一层的，是它的货仓，“经销商”们会在这里提货。从有穿着白衬衫的门卫坐守的地库的门口进入，下到负一层，会发现这里是一个体量庞大的大厅。2018年11月5日下午，我进入大厅时，见约有一两百人正一二十人一堆地围坐着，声音嘈杂，各人堆中不时传出鼓掌声与笑声。一位公司内部人士告诉我，这些围坐者，即是由B位带着P仔来听“大头”们分享成功故事，在人堆中，P仔都是被安排坐在最前排，B位则在他们的身后，或坐或站。我注意到，在大厅的一些桌台上，有一些人正在忙着填写关于加盟“经销商”的表格材料。
在一个有约20名男女围坐的人群中，一位女士正站立着分享她的故事，她说，她用了两个月就上到了41，说她们潮汕人做生意会借力，也就是会借钱，她快40岁了，之前从没借过钱，在她加入明昇后，她和一位X姐一起喝咖啡，她要借钱给X姐看，就打电话给朋友，在电话里，她对一位朋友说在香港投资一个项目，需要五六十万，现在还差三十多万，这个朋友马上就借给她10万元，她又打电话给其他朋友，“也是一样用这个套路，”也是马上借到了。
“借钱很容易的，”这位女士笑着说，“我就是这么挑战过来的。”
众人闻之鼓掌。
在九龙半岛西北部相对偏僻的工商贸区荔枝角，也有一个有着同样气氛的场所——BV公司。BV公司的全称是BELLE VENTURE HOLDING(HK）LTD。从荔枝角港铁站出来，即可见位于长沙湾道828号的高约10层的万利中心，BV公司占据了这座写字楼的1楼全层、3楼的一部分以及7楼全层。若从外观上观察BV公司，也会发现有异——万利中心各楼层的玻璃窗都没有有什么遮挡，唯有BV公司所在的三层都被白色窗帘遮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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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荔枝角，万利中心，BV公司位于这栋大厦的一楼、三楼和七楼。（刘向南摄）
在香港期间，我曾分别于2018年11月6日、12日先后两次进入这家BV公司。BV公司所在的一楼是一个大厅，厅里摆满了金黄色的铁桌椅，据内部人士介绍，这里主要用于围坐“分享”；三楼是“开单”所在地，我曾先后两次到三楼，都见到有数十位女士在排队“开单”；七楼也是一个摆满了金黄色铁桌椅的大厅，它还是“客服部”所在地。
要穿过几个街道，到位于青山道上的伟基大厦，大厦五楼才是BV公司的“物流部”，也就是货仓所在地，BV公司“经销商”提货须到此处。2018年11月12日中午，还不到14时上班时间，这里就已经过来了一些男女，主要是取货者，也有个别退货者。一位自称来自深圳的中年女士，非常麻利地往行李箱中摆放她所提取的货物，说她“搞了100盒XX宝”，XX宝是一种女用保健品，有内部人士告诉我，它在BV公司的价格是280港币/盒。
2018年11月12日下午，原本在中午冷泠清清的BV公司在万利中心七层的大厅，突然就涌入了一大群一大群的人，他们开始一堆堆围坐，有人做分享，旁边的人则大声附和着“对！”或者“是！”我坐在一堆人群里的最前排，听一位自称华哥的“大头”做了约一个小时的“分享”。
华哥年龄约在50开外，胖胖的，自称湖南人，原在一家国企工作，说他与围坐的新人“隔了有20多代了”。在华哥“分享”时，约有二十人围坐在他身边，以女性为主，不时有新人被推坐到最前排，后面站立者则一边听一边不时大声附和着喊“是”或者“对”。华哥声音嘶哑，不时有人递上纸币和矿泉水。总结华哥的分享，主要有如下几点：
1、关于加入BV公司的好处，他特别提到，加入这个行业可以世袭，“只要你不离开，我们的子孙都会在一起；”2、产品好；3、这不是传销，这是网络营销，是MLM, 它在香港是合法的，“这里人山人海，打开门做生意，如果非法，警察分分钟都会来；”4、公司很慷慨，只赚三成，拿七成利润让经销商分；5、制度，如何从20晋升到38、41、42，上到41的好处；他特别提到，“香港有个阿姨一人开了48条线，月收入不低于20万。”6、“如果没有钱，要考虑借钱，借鸡生蛋，”他特别提到，“你手机微信有个微粒贷，打开就有钱借，”“你能拿到人家的钱，就是你牛X。”
BV公司“华哥”的一段“分享”音频。（刘向南录制）
我在香港期间了解到，除明昇公司和BV公司外，当时在香港至少还有两个公司在以同种操作模式进行传销活动，它们分别是位于铜锣湾的DC公司和位于尖沙咀新文华中心的SIBELLAC公司。DC公司位于坚拿道26-30号的愉景楼，不同于明昇与BV都不在公司外做公司标识，在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大道边，DC公司的“DC”标识非常醒目。2018年11月7日中午，我到DC公司时，正遇到一位香港籍中年男士带着他的妻子在一楼门口与两位穿白色衬衫的工作人员理论，他说他妻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了6万多”，理论未果，他们很快就嘟嘟囔囔着离开了。
SIBELLAC公司位于香港尖沙咀新文华中心的一楼和二楼。2018年11月7日下午，我在SIBELLAC公司看到，其各个门口都有身穿白色衬衫的年轻男士把守，各个门上都贴有关于“独立经销商”的字样。从门口可以听到公司内传出的类于讲话声以及鼓掌声。
明昇、BV、DC、SIBELLAC这四个香港公司，据内部人士向我介绍，实则是由亮碧斯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简称DCHL）旗下的四个经营团队发展而来。DCHL是由台湾人黄树雄创办，早年在澳门和香港两地都有分公司，2008年，澳门禁止层压式传销法条生效，DCHL退出澳门，团队移至香港。
2013年以“准42”级别退出DCHL的一位人士向我介绍，在他退出之前，DCHL在香港主要有四个团队，一个是SPN团队，该团队是现BV、DC两家公司的前身；一个是明昇（FC）团队，后来它更多被称为SG；一个是THY团队，2013年前后，因为多个大头在内地被抓，THY大地震，改名为SH，亦即后来的SIBELLACE；另一个团队其实是归属在THY之下，被叫做“汇爱团队”，2013-2015这几年，因为广东警方重拳出击，THY遭受重创，汇爱团队也基本被打散。
在我在香港调查采访时，明昇、BV、DC、SIBELLACE这四间香港公司在开展业务时，已不再明确提到它们与DCHL之间的关系，据内部人士向我介绍，这主要是因为DCHL负面信息过多，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香港发生过一场抵制DCHL的街头事件，该事件还于2015年出现在揭露DCHL跨境传销的CCTV的一档新闻节目中，DCHL的负面名声实在太大。
但是，据我得到的来自于明昇、BV、DC、SIBELLACE几家公司的产品介绍资料，其页面中都标识着这几家公司的总裁是黄树雄。多位曾经参加香港传销的受访者回忆在港“上课”经历，它们都被告知公司已经有18年历史，而“18年历史”，实际上是DCHL存在的时间。
据我得到的在港注册资料：亮碧斯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为DIGITAL CROWN HOLDINGS(H.K.) LIMITED,成立日期是在1989年4月7日；另外，明昇公司全称为“明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STAR GLOB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成立日期是2008年2月12日；BV公司成立日期是2016年5月6日；SIBELLAC英文全称SIBELLAC HOLDINGS LIMITED,中文全称诗贝朗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是2013年9月30日。
据广东警方内部人士介绍，从2006年开始，广东警方就已经注意到DCHL在珠三角地区的活动，从2012年开始的打击行动一直在开展，已有为数众多的参与者被抓，已有为数众多的在内地活动的团队大头被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刑。时间较近的一宗，发生在2018年8月，深圳龙华警方将75名正在“上课”学习如何开拓市场发展下线的涉香港传销者抓获，后6人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被刑拘。
深圳警方还一度在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张贴告示，提示市民警惕香港传销。一份告示中这样写道：“这是一间香港传销公司‘亮碧斯（DCHL）’，又名‘诗贝朗（SIBELLAC HOLDINGS LIMITED)’或‘FRANCINE太平洋’，用来蒙骗人们……”
据媒体报道，早在2009年末，面对DCHL被打击局面，总裁黄树雄曾将“经销商”比喻成“蚂蚁”，将位于香港的公司比喻成“蚂蚁窝”，他说：“踩死几只蚂蚁没关系，只要蚂蚁窝没有被捣毁就好。”
一批又一批的“蚂蚁”被带至香港加入传销。一位内部人士曾判断，在广东范围，应该有10万参加者。一位BV公司的“经销商”判断，参加BV传销的，就应该达两三万人。而据内部人士介绍，香港传销早已突破珠三角范围，“湖南、湖北、广西都是重灾区，特别是广西，很多人都在开拓市场，有一个团队还搬到了广西玉林，设立工作室，在那边‘出人’带至深圳，然后进入香港。”
我在香港了解到，因为有参加者认为上当受骗，香港警方也会经常接到此类报案。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我：“这些传销公司在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的材料应该堆积如山了，但是警方无可奈何，因为这些公司都做了规避香港法律的非常周详的设计。”
我在明昇公司与BV公司都看到，在其公司招贴栏里，都贴有一张“关于国内发展传销网络会触犯国内相关法例”的“致各独立经销商”的告示，告示中写道：“最近根据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的指引，‘内地居民来港加入传销计划后回国内发展传销网络，会触犯国内相关法例。’本公司在此特别要求各独立经销商勿以身试法……”
而加入者与公司签订的“独立经销商经营条款及协议”中，都有如下内容：
“本人明白所有XX公司独立经销商皆为独立营业个体。XX公司与各独立经销商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或间接之雇佣、代理、信托或者从属关系；”“本人明白各独立经销商需要对自身行为负上全责。所有上线独立经销商跟下线独立经销商之任何事宜，皆与XX公司无关；”“本人明白在一般情况下，XX公司愿意借出场地予各独立经销商进行有关商业活动。惟独立经销商在本公司场地内所作出之任何言论或声明，乃其个人之言论或声明，并不代表XX公司之立场，及与XX公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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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几家传销公司内都贴着这样的免责声明。（刘向南摄）
“这等于把公司的责任全撇开了，”一位内部人士分析，“包括那些大头在公司里说这个公司如何好，这会被当做是经销商个人的说法，因为公司从来没有派任何自己的员工这样讲过。”
七
相对于其他退出者，江西女孩芳芳从参加香港传销到决定退出，走过的是一条特别的路——她是被“反洗”出来的。“反洗”，是相对于“洗脑”而言，也就是“反洗脑”。
芳芳1997年生，几年前，她从老家江西赣州来到深圳打工，租住在龙华。2018年上半年，她回老家考驾照，认识了同镇的学姐淑华。后来芳芳知道，那时淑华已经加入了香港BV公司。考过驾照，2018年3月12日，芳芳回到深圳，一回来就被淑华她们盯上了，淑华总是约她玩，后来芳芳就跟她们出去去玩了一次，一起野营、烧烤，“是和她和她们团队的一些大头一起去的，当时感觉她们很有气质，各方面都不错，其实都是包装出来的。”同年5月份，芳芳又跟她们去玩了一次，这次是唱歌。芳芳没有跟她们去香港，因为她志不在做生意，她正在学跳舞，并且也想向舞蹈方面发展。
同年6月，芳芳的嫁到广东梅州的堂姐美玲因为离婚心情不好到深圳找发展机会，芳芳就把美玲介绍给了淑华团队。6月20日，美玲跟淑华团队一起到了香港BV公司“考察”，回到深圳做水疗、聚餐被“跟单”期间，美玲交6万多元加入传销。后来，美玲决定发展芳芳成为下线。7月底，芳芳也去了香港BV公司，她说她是相信她的姐姐才决定过去，后来芳芳也像美玲一样，借钱买了一张大单，成为美玲的下线。
加入之后，芳芳带了三个人去香港“考察”：一个是她在深圳合租的闺蜜，闺蜜在那年8月初成了她的下线；另一个也是朋友，但是没有钱，结果就没有加入；再一个是她父亲，到香港“考察”一番后，他决定支持女儿做这件事，并准备筹款30万让女儿“齐架”，也就是“挑战41”。芳芳的父亲在东莞一家制衣厂上班，当时他也想发财。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芳芳父亲筹款期间：芳芳加入传销时曾向她在深圳的一个警察朋友借钱2万元，这位朋友后来才知道她是加入了香港传销，她不听劝说，他便打电话给芳芳父亲并说服了他，后来他们一起以筹款为由把芳芳及美玲“骗”到东莞，见到了专门从事“反洗”的李晟（化名）。
李晟是福建籍男士，1982年生，据他告诉我，他在早年当过武警，2011年到珠海与朋友一起做箱包生意，至今仍在东莞某镇从事箱包生意，业余则进行对香港传销的“反洗”工作。2018年11月16日，当我在东莞见到他时，聊起来，他这样总结他在过往几年中的“反洗成就”：先后“洗”出来1000多人，所涉金额7000多万元。当时李晟说，在做这种“反洗”的，不超过10人，都在广东区域，而在这个群体中，只有他有把41级别的参加者“反洗”出来的本领。
据李晟向我介绍，他自己也曾是一位香港传销的资深参加者，他在2011年底加入，当时这家传销公司还明确打着“亮碧斯”的招牌，他参加的是THY团队，2013年7月，在他要“挑战42”时，幡然醒悟，解散了他已经多达126人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李晟损失80多万元人民币。2013年底香港街头抵制亮碧斯的维权行动，李晟也曾加入其中。
因为熟知香港传销的套路，做起“反洗”来，李晟得心应手。他是这么“反洗”芳芳的：主要是拆解香港传销的收益算法，他推算的结果是，“除了最顶级的大头能够赚到钱外，其他成千上万的所谓经销商都只能是炮灰；”芳芳告诉李晟，她刚听她团队里一个42级别的“大头”分享说自己月收入几十万，而据李晟以自己方式掌握的材料，这完全是夸大，芳芳看了真实数据，顿时决定退出。
对于自己“线上”的事情，芳芳非常熟悉。她回忆，她们到香港“学习”，能够见到的最大头是悦蓉，悦蓉会在四天“洗脑”中的最后一天出来做分享，也主要是讲自己的成功故事，以“压轴”的方式激励新人。悦蓉是内地人，年龄较大，做香港传销近20年了。她是BV公司最大头“谦董”的五个下线元老之一，在香港期间，芳芳她们没有见到过“谦董”本人，只是在大屏幕中见到过他的照片。“谦董”下面的五个团队，在港学习期间分属五个“厅”，芳芳所在团队属“悦蓉厅”。
悦蓉下面也有五个支线。据芳芳回忆，悦蓉没有在深圳出现过，她们在深圳能够见到的最大头是悦蓉的一个名叫海燕的下线，她是42级别，重庆人。芳芳她们判断，海燕团队应该是悦蓉下面的最大一个团队，“应该有上千人”。海燕下面五个支线中，有两个42，是分别名叫托米和俊熹的一对夫妻，这两人也都在深圳，其中托米也是重庆人，“好像是海燕的堂弟，”俊熹则是湖北人。
海燕的另一个下线，是41级别的婉婷，她是一个名叫如意的江西人的上线。婉婷也是重庆人。芳芳她们在深圳见到最多的，就是婉婷和如意。婉婷会经常给她们上“系统课”。
如意属于婉婷的下线，是41级别。据介绍，如意30多岁，这个名字不是真名，像绝大多数香港传销参加者一样，在一个团队里，她们都是以一个听上去似乎更时髦更好听的“艺名”出现。如意来自江西赣州，早前在老家做生猪养殖，后来到深圳开精品店，这期间认识了婉婷，后来如意把店面转掉，全职加入BV公司。后来，如意发展了一个名叫彩义的女生做下线，彩义又发展了淑华，淑华则发展了美玲。
不会有人会想到，芳芳的被“反洗”退出，结果导致这个团队的“大塌方”：包括美玲以及正准备挑战41的淑华在内，芳芳退出后，拉出了这条线上的10多人也都退出。她们是如意与彩义团队的下线。她们都去香港退了货，以尽可能地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2018年11月12日，这波退出者中的一个名叫阿咪的女生去香港退货时，正好遇到了也带团队到BV公司“考察”的如意。阿咪回忆，那天在BV公司里，如意拉着她哭诉了很久。
那天我也在荔枝角，傍晚，在BV公司门外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如意和阿咪等几个人一起从我的身边走过，我特别注意到了如意：一个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女士，穿着深色的衣服，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
“她是真的哭了，她说她对我们这么好，像亲妹妹一样对待，她想不通我们为何会这么做。”在跟如意分开后，阿咪告诉我。